陳滅說與唱
1 Jan 2005
「低保真(Lo-Fi)是簡約、保留雜訊而摒棄華麗、像真(Hi-Fi)的製作，也是認同自主獨立而無視資本、市場和媚俗索求的聲音。
低保真是一種音樂形態和精神，也是一種語言實驗。
低保真是建構內在理念的語言，也是回應外在現實世界的態度。
《低保真》是對詩歌、音樂和電影的思考和變奏，也是對歷史、城市和時代的傾談和關注。
《低保真》是一種經驗和狀態，也是作者二千年至○三年的詩作結集。
低保真是一段簡單、平淡的歲月。
低保真是一種生活。」──陳滅
低調呢喃：
音樂+文字──陳滅《低保真》說與唱新書分享會
日期：2005年1月8日(六)
時間：4:00 - 5:30pm
地點：Kubrick 書店 (油麻地眾坊街3號百老匯電影中心旁)
主辦：麥穗出版有限公司
作者簡介：
陳滅，原名陳智德，一九六九年香港出生。八八年香港培正中學畢業，九四年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，九四至九七年間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「古文獻資料庫研究計劃」助理編輯，九五年與劉偉成、樊善標等創辦《呼吸》詩刊，二○○一年與葉輝、崑南、廖偉棠等創辦《詩潮》月刊，二千至○一年間曾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、TOM.COM
LTD及香港貿易發展局，並曾於香港藝術中心及牛棚書院開設詩作坊課程。編著《三四○年代香港新詩論集》、《三、四○年代香港詩選》、《從本土出發：香港青年詩人十五家》及詩集《單聲道》等，現為嶺南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。
轉貼：亞齊省歷史
4 Jan 2005
【獨立媒體報道】電視新聞裏，泰皇走出來說， 運住泰國的物資太多了，應調往其他地方； 這次海嘯死傷最多的是印尼、印度、斯里蘭卡和孟加拉(以及受到軍政府新聞封鎖的緬甸)。最慘不忍睹的是印尼的亞齊省，不過，新聞與很多網上的討論區卻不是以憐憫的態度去看亞齊省的狀況，而是在華人被搶掠一事大做文章，大概記者只能與會說中文的華人溝通，而沒有接觸當地人。「東南西北網」對媒體的處理手法已經有頗詳細的批評，我只希望在這裏談談亞齊省，以及印尼的歷史，一段被刻意遺忘與扭曲但與我們相連的歷史。
在荷蘭殖民蘇門塔立群島之前，亞齊(Aceh)是一個獨立的邦國(Sultan)，為了對抗殖民者，亞齊與其爪圭合作，1949年印尼宣佈獨立。當時的蘇卡洛(Sokarno)政權，為了使亞齊省成為印尼的一部份，同意亞齊省變成一個「自治省」(Special regional status)，這個地區在宗教，地方法和教育等範疇都有高度自治。
美國政府一直支援印尼獨立運動，1950年代末，美國每年撥二千萬美金援助印尼軍隊，但Sokarno政權在獨立後希望於國內推行社會主義運動，以重新分配社會的財富。為了防止共產主義擴散，美國CIA暗地裡支持蘇哈圖(Soharto)軍政府鎮壓印尼國內的共產黨，在1965-66年間，約50-100萬人被殺害(很多都是華人)。1968年，Soharto發動政變推翻Sokarno。其後Soharto與美國企業共同「開發」蘇門塔立群島，他們掠奪土著的土地以進行商業性的耕作，採礦和鑽油井，數以萬計的土著人間蒸發了。
1970年代，印度軍政府發現亞齊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，Soharto的家族企業與美國Exxon Mobil 等油公司進入這個自治省份，瘋狂地開採，這些企業聘請爪圭的印尼人(包括中國人)作管理階層，本地的亞齊人則從事最低下的工作。亞齊省為印尼帶來了三成的總稅收，而重投亞齊省的建設只有不到百分之5的稅收。從1980年代開始, 亞齊省開始組織叛軍，得到省內和海外的亞齊人民支持。1990年代初，印尼軍政府把亞齊省劃為特別軍事行動區域(DOM)，在區內，軍隊可以以任何方法消滅叛軍。而Exxon Mobil等公司樂意接受這些保護。
1998年的金融風暴使Soharto下台，哈比比(Habibie)在聯合國的壓力下容許東帝民公投獨立，並保證會清算Soharto政權反人權的暴行，亞齊省亦希望能透過公投獨立，叛軍獲得省內人民的支持。1999年，民選總統Wahid上台但一直沒有批準公投(害怕會造成國家進一步的分裂)，叛軍展開游擊戰，在2001年，叛軍己經控制了80%村落(包括行政管理)。這些叛軍在省外被稱為極端的伊斯蘭教徒。印尼政府派大量的軍隊保著首都的控制權，從1999-2001年，亞齊省的死傷人數不下於Soharto政權下的死傷(每年平均900-1000人)，死者有75%都是平民。
自布殊於2000年上台後，美國重新部署他們於東南亞的軍事和經濟策略。這邊廂，美軍聲稱蘇門塔立的伊斯蘭教徒從事和支持恐懼主義活動， 要求印尼政府打擊伊斯蘭武裝份子，那邊廂，美國的油公司希望在五年間增加一倍蘇門塔立的媒產量...
這次海嘯，物資很快就調到災區，但很遲才運往亞齊省，這兩天媒體隨著物資進入亞齊，我們目睹那裡的貧窮、落後與暴力，幸災樂禍的媒體和讀者，把災後物資短缺造成的搶掠視為印華的種族衝突，對不起，亞齊省的人民並不是當年鎮壓華人的「印尼人」，他們亦是該段歷史的受害者，長期活於暴力之中。
我們今天方便的煤氣生活與亞齊的落後貧窮難道沒有關連嗎？我們與這些地區的關係不應限於善心的表現，而是要理解他們的處境，與他們連結。
參考資料:
http://www.apfn.org/apfn/bush-cheney.htm
http://www.genocideprevention.org/v1i1_2b.html
http://dte.gn.apc.org/39mob.htm
http://www.wsws.org/articles/1999/jul1999/aceh-j29.shtml
晚禱
15 Jan 2005
四時入床，五時入眠，在夢中承受不了夢外的焦慮而尖叫，醒來，八時半出門，六時釋放，無閒思量，關於沉重與駝背的種種。醫師的手勢何等巨細無遺，推按著我弓起的背，我把這個擬成卡夫卡對狡刑台同樣巨細無遺的描寫，假如這一切即將攻陷我的肉身。爭取睡眠，在車上；爭取閱讀，趕稿中。肌肉過份繃緊與疲勞，在戀人面前只想無牽無掛的休息。甚至不及言談，一味轉述、轉貼、轉介、轉載。我也想變成柔軟，卻不切合眾人的需求。那樣微小、僅存的希望之光，請容許我永遠只能活在盼望之中，不慎忘卻實在的當下，有時只能保守地快樂。焦慮、怨憤、不甘，有時與滿足、安全、愜意，同樣沉默。親愛的，我也很想哭，免得在街上會多了一個控制不到自己高聲亂語的瘋子。真的要睡了，貳仟零伍年壹月拾伍日早晨肆時伍拾捌分。
一直吸氣
18 Jan 2005
一直吸氣，等待呼氣的一下，談談《The Writer and Her Story》的一切。
唸詩
26 Jan 2005
被風用過的海水
裏面有潛水的妻子
不能剝開的果仁
裏面有風
不能破壞的房頂
裏面有一副紙牌
不能愛的人
裏面有夜晚
不能推的樅樹柔軟的台階
裏面有一隻腳
一個鐘
一片第二次世界大戰
用過的海浪
──顧城〈阿曼〉
《The Writer》自述
28 Jan 2005
說到最初，我原沒有出書的意圖。大學時代，我影印並在飯堂門前派發的一頁多摺「刊物」，或後來在97年間於Magpaper、快報Young Express 等園地發表的單頁短篇漫畫，大概已經滿足了不少創作慾望。97年暑假，家兄某天雄心壯志的說：「好，我要出書，出版我的文集(指《白瓷》)！」沒有深思遠謀，我就抱著湊熱鬧的心態說：「好，我又出書！」然後便在課餘時間一氣呵成的畫了《The Writer》。
《The Writer》原名《The Writer and the Cat》，分為兩部份，上半部份講述一位經歷重重難關但最終出版不遂而逝去的作家，下半部則是一隻黑色肥貓的歷奇故事。但畫成後，覺得下半部來得過份隨機又胡塗，便收起它，只發表了上半部份，即如今所見的《The Writer》。完成《The Writer》後，曾有兩位熱心的朋友替我向藝發局申請出版資助，但最終原因不明，申請不獲批。這一下我可失望了，即使最初沒有太強烈的出版意欲，可是愈是不批准出版，我愈是賭氣要把它出版成書。
既然沒有正式印刷的資金，不如就用自己耳熟能詳的方式複製罷──就是影印。關於影印出版，回想起來，我遇到三個「碰巧」。第一個「碰巧」是《The Writer》所用的氣墊公文袋包裝，當時剛剛在市面出現，並未普及，所以我在公文袋上繪畫封面，效果顯得特別精緻；另外，當時旺角一帶的二樓書店，都在萌芽階段，對新鮮作者的新鮮出版非常歡迎，我就在這些不講究作者名聲的小地方找到寄賣手製書的空間；第三個「碰巧」是炮台山油街的前政府物料供應處改為「油街藝術村」，我就有機會在那處的單位寄賣《The Writer》，那時那地，甚有生機處處之感。沒有這些機遇，最初僅影印二十本的《The Writer》斷沒有可能售罄，前後我合共做了約七十冊。
大約兩年後，我完成第二部漫畫作品《The Black Void》，故事描寫一位年青人，臨死前一晚向朋友問：「如果我今晚死了，你會向我說甚麼？」然後朋友開始描述他的故事，故事中有故事中有故事中有故事，而四層故事交織，都離不開前述的問題。完成這故事後我發現，它跟《The Writer》的故事有著難以言明的共通處，起碼在兩故事裏主角同樣奴性地不斷拾級步行向上，於是我就把《The Black Void》看成是《The Writer》主角的死前遺作，結合成為《The Writer and her Story》。逐批逐批製作，自行穿線、糊起一疊疊書頁、繪畫封面，共做了約一百冊，大部份在本地的小書店賣出，一部份在旅程中賣出。
往後幾年，當我以正規印刷方式出版了《Piece of Mind》及《默示錄》之後，我試著比較印行100冊與印行1000冊的分別。前者在每一個製作及發行程序都須親力親為，後者則涉及更多人力分工，然而我始終不想偏袒於某一種印行方法，不想說前者比後者更優或更劣，畢竟每個階段都有新的事物要嘗試要突破。兩種方式對於作品而言，卻是相輔相成。印行100冊，尤其在發行的過程親身與書店交涉，與人接觸的過程學習良多，能夠因此結識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多年創作經驗中最難能可貴的事情；而印行1000冊，無可避免地會接觸到更廣泛的讀者群，為了發行的原故必須起動更龐大的機制及牽涉媒體的介入，如何保持讀者與作品之間最純粹、單純的關係，及如何避免自我泛濫，都需要作者謹慎處理。沒有印行100冊的經驗，印行1000冊是不成的；沒有印行1000冊的經驗，現在再重新執起些微手藝的話，是無法把書本做得更巧手精煉的，且在理念上亦無法進行自省與深化。
我不知道現時的氣候，各家書店是否仍然開放給新鮮的作者，是否仍然提供這種空間，我也不知道現時自製及發行書刊的朋友們是否愈做愈好，自我要求是否愈來愈高。有不少朋友，尤其從《Piece of Mind》、《默示錄》以後認識我的朋友，問我會否重印《The Writer and Her Story》，暫時我沒有這意向隨正規印刷發行，就算重印，我仍然只想用手製的方式重印：假如一切都是媒體催生而成的事件，假如每一條道路都經由媒體導引而來或即旨於媒體，我倒願意目睹大家一起把石頭投到起點，回頭問路。